任泽平：是时候启动“新基建”了 主要应有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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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3月2日发布文件，建议积极推进有序复工。是时候启动“新基础设施”了，改革战争的“流行病”将把危机变成机遇。目前，我国疫情已进入下半年，但国外疫情正在迅速蔓延。我们应该警惕全球疫情升级甚至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提前做好规划。

(1)疫情防控不松懈，内部严格掌握疫情防控，外部严格防止疫情反向输入

从内部看，要从防疫指挥体系、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扩散、解决科研医疗和物资供应等方面全面开展防疫工作。今后，随着复工和返工潮的临近，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应重点防控人口流入地区，防止二次传播。

对外，加强人员跨境控制、货物流动、卫生检疫防控，避免跨境车辆集中感染，加强入境人员检验检疫管理，加强跨境行李物品卫生检疫。

(2)积极推进生产恢复，准确落实各地区政策，重点推进医药、日用品、物流、上下游等重点行业恢复工作

目前，返乡就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超重、一刀切、防控过度。目前，广东、浙江等地复工率较高，但一些非疫情重点地区复工缓慢，这是由于避免了复工带来的疫情风险。第二，很多企业缺少防疫材料，防疫困难。第三，产业链受阻，上下游供应商无法匹配。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3月2日发布文件，建议:第一，制定准确的区域政策。其中，低风险地区从境外引进，生产生活秩序得到全面恢复；在中等风险地区，引入外防内防，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高风险地区，应严格控制不扩散和防止出口。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应有序扩大复工生产范围。二是重点推进医药物资、日用品、物流等重点行业和上下游行业复工，为其他行业复工提供保障。第三，从产业链角度出发，协调解决就业和原材料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恢复。

(3)如何对冲流行病和经济衰退？事实上，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是基础设施。“新基础设施”将有助于在短期内扩大需求、稳定增长和稳定就业，并有助于释放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提高长期竞争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分析和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观性、专业性和务实性。现在，社会上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理解是“全面的，相互补充的。”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是情绪化的民粹主义业余爱好者。

例如，谈到改革，它是供应方，而需求方是刺激。中国经济似乎可以单飞。事实上，从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减税+放松管制+通胀控制+增加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军费开支)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应对(基础设施建设增发国债+国有企业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商品房改革)，两者都需要兼顾供给和需求。

现在，谈到基础设施，有些人会更进一步，说这是为了刺激钢铁和公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在过去的40年里，没有中等发达的基础设施，中国制造怎么可能有强大的竞争力？没有先进的网络宽带建设，互联网经济如何繁荣发展？然而，印度的经济发展潜力无法释放，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础设施短缺的限制，道路、桥梁和卫生系统问题非常严重。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发行了额外的特别债券来加强基础设施，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启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当时有很多争议和批评，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它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增强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

启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在于“新”。要以改革创新的方式推进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老路，造成过度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应主要有四个“新”:

首先，新领域。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约为80%。中国仍有很大的空空间，但城市化人口将更集中在城市群。我们预测，当中国城市人口在2042年左右达到峰值时，新增的1.9亿城市人口中，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广东、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和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对于有人口流入的地区，要适当放宽地方债务要求，不实行终身负责制，以促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应该区别对待人口外流地区，以避免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明显浪费。

第二，新课题。有必要进一步放宽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特别是对具有某些利益的项目，这些项目应平等对待私人资本。

第三是一种新的方式。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要规范和推进公私合作，避免显性股权和实际债务，引入民间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渠道。

第四，新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完善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基础设施，通过改革创新实现稳步增长。

有人认为减税基础设施会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会很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乏长远的全局。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财政平衡会使企业居民的状况恶化，财政平衡应该跨期进行，从平衡财政到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担心未来的金融问题？如果所有行业都不景气，我们怎么谈财政平衡？

我记得十几二十年前，有很多人认为北京人太多了。根据统计部门的公告，北京的常住人口在2000年为1382万，2008年为1695万，2019年为2154万。事实上，根据大数据，它可能已经超过2500万。20年前，我们为这座城市规划了1500万人口，包括土地供应、轨道交通、道路、教育和医院。现在北京的人口增加了1000万，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因此，人口流入城市进行适当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稳定增长，而且对民生也是一大福音。为什么不呢？

(4)兼顾短期疫情和长期改革，打通几条改革战线，释放重大信号

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遇到了2015年股市崩盘、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理论背离、2020年生猪价格飙升、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挑战。在看到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取得积极成果、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不断改善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问题，如政策全面过重、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意外受伤、地方积极性挫伤、部分地区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不足、舆论监督缺失、社会治理混乱等。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了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当前，当务之急是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果的关键举措，释放重要信号，提振各方信心，打通几条战线，深入推进，把大局搞活。

1)大规模实施减税、减费，优化方式，从降低增值税到降低企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率，从而提高企业的收益感。

2)以登记制度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融资问题。

3)经济转型期往往是行业并购的大时代。积极鼓励市场化并购，优胜劣汰，行业自身化解风险，激发资本市场活力，支持融资、监管和税收。

4)提高风险投资机构的地位，做出方便注册、税收支持等制度安排。

5)推进以人地联动和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6)积极扩大汽车、金融、电力、电信、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对外开放，继续降低关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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