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上世纪50年代的高考和大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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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我们的“四九级”我在学校上学，经常遇到历史的大节点，上中学赶上抗日战争的胜利，上高中相当于解放家乡 那时，学校的每个班都有班名。 我们初中一年级的班听从英语老师程正迦的建议，被命名为“贺凯”，英语写了“ok”。 高一的时候，根据班主任何继存的意见，班名是“四九”，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的城市江山县于一九四九年解放。 其次，解放日是农历四月九日。 第三，我们班有四十九个同学，三个“四十九”成了我们班的班名 这样就牢牢记住了家乡的解放日，我们高一的同学人数也记得。 之后入伍让很多人参加，到高中毕业时已经有30多人了。 当时所有的同学入伍参加是班级的大事，留下了欢送班级的“家人的祝福”，但毕业时没有拍“家人的祝福”，变得非常遗憾。 | 1951年夏天，江中四十九级送入伍参干留影(第三排右三是作者)，先“集训”后于1952年夏天从我们高中毕业。 这时，国家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呼吁报考大学。 也就是说，要参加现在被称为“高考”的考试 但是，大家没有多少时间去备考。 毕业考试后不久，新青团(当时还不是共青团，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县委组织我们去地区所在地衢州集训，地点是衢州中学，什么名义或名称的集训班，至今不明，地区和县领导说国内外形势 都是18岁左右的青年，实际上没有太多复杂的经验 我从4岁开始了江山县唯一的“先川幼儿园”。 这里初小也读完了。 直接从幼儿园到高中，还有江山县的中学和高中。 现在想想，这大概是政治审判吧 这给同学们提供了分手前最后一次聚会的机会，会议其余，没关系的话一起唱歌，聊天，过得很开心。 也就是说，高考前我们不是做学习准备，而是政治学习，没有感受到高考的压力。 集训大概进行了半个月左右，我回了老家 不久，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带去参加金华大学入学考试 这次也是组织办的各种手续，组织送来了火车票 到了金华，住在金华师专，考场设在这里，很多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在这里服务。 考试不分文理科，是统一的答案 我不记得别的了，我记得语文试卷有一个选择题。 《满志》前面有几句话。 我选择了“犹豫”。 我以前从没见过“犹豫满志”这个词。 根据排除法选出的。 结果是对的，所以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考完试回江山 江山中学正在做学校的“人口普查”，呼吁帮助我。 做调查，刻蜡纸，做表格。 人口普查包括学生的家庭状况，包括家庭组成部分和家庭人口 那时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各家都评定成分，比如我家被评定为“贫农兼自由职业”，“贫农”有祖先留下的两亩土地。 孤儿寡母不能耕种，交给大伯代耕。 “自由职业”是因为母亲当过小学教师，在江山救济院当了保育员。 但是如果有些学生的家庭构成不明或者没有填写的话，就需要检查一下。 这项工作往往交给我们帮助的年轻人去做 在江山多山地的小城镇，为了明确某个学生的成分，有时需要越过山岭去所在的村庄调查 那时年轻力壮，翻山越岭也说不出话来 《解放日报》张榜公布合格者名单到8月，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几版高考合格者名单 我报考的三个志愿者是复旦大学的三个系，中国文学科、情报学和历史学。 当时浙江省西边的山城相当闭塞，对外部不太了解，所以我没有考虑决定学校，报考其他大学。 我妈妈让我考大学，学什么，都没听。 由我决定。 我记得复旦大学的录取名单刊登在《解放日报》的第一个标题上。 中国文学科还处于前列，我一看就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有些同学需要一面一面地搜索。 我们在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之前在报纸上得到了录用的消息 录取名单已在报纸上公布，届时不会被化名或通知书丢失 通过《解放日报》的反复搜索，我们班除了一个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有学医学的，有学生生物，有学英语的，有学数学的，等等，江山中学历史上空前，可能还在绝后。 这多亏了那时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方针，我们是幸运的孩子，赶上了这次。 那个不合格的同学可能是因为健康，一年后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的中文系。 1951年暑假，清华大学地质系的大学生们来江山实习，住在江山中学 一次来了那么多大学生，在江山小城很少见。 和这些大学生的接触和交流，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去考地质系了。 结果我们班读地质的人最多，至今只有北京从地质部门退休的三四个同学。 模范力量真是无限！ 班里考文科的只有我！ 我从小学开始读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迷上了解放区的小说，几乎读了学校图书馆的所有解放区文艺作品，在学校举行的历史征文比赛中获得了高中组的一等奖。 应聘文的题目记得是“中国农民战争革命以前传下来的”。 奖品是“苏联历史”，封面上写着“大学教材”。 实际上是翻译的苏联中学教科书。 那似乎预示着我今后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命运！ 由于作文获奖，知名度大幅度提高，被选为学校第二届学生会的主席！ 赤脚复旦解放前母亲在江山救济院担任保育员，解放后救济院解散后，母亲就不就业了，父亲在南京防卫战中牺牲的抚恤金也没有了，所以姐姐一个人养家糊口，家庭经济非常困难 考上大学需要准备最简单的服装，所以只能去银行贷款。 我记得去银行借了十万人民币。 这相当于货币制度改革后的十元 妈妈带我去买行李箱，做了几件衣服，几乎花了我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 我扛着被子卷提着行李箱，拿着入学通知书去了上海。 那时上学是单身，不是像现在这样由监护人护送的，都得自己处理 到了上海，天公不作美，在下雨。 我穿着布鞋。 湿了不容易晾。 脱鞋光着脚，光着脚走在我们的山城里是很正常的。 就这样，我赤脚进了大学这个名人堂！ 中国文学系的到达地点是淞庄(复旦大学第六宿舍)，在那里可以看到大横幅，“热烈欢迎新伙伴！ ”。 老同学看见我赤脚，洗脚，心里很快就暖和了！ 我是第一个来中国文学科报告的，住在日本人建的两层宿舍里。 楼下的一个房间是中文系，六个人，二楼的一个房间是情报系，然后住在苏联的唐修哲(后来有名的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住在我们上面。 第二次高考:从留苏考试中文系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收到了选拔苏联留学的学生，希望我们申请的消息 最后校方决定选择一群学生参加考试，我幸运地被选中了，所以再次进入了考场。 这是我的第二所大学，考了苏联的大学。 我很兴奋，但我不紧张。 因为进入了复旦，学校已经没有问题了，有保障。 考试也没有准备好。 学校坐校车送我去徐汇区的中学。 考试结束后放假回老家——为了节约旅费，寒假不回家，已经一年没看见妈妈了 假期结束后回到复旦，得知留苏被录用了，我们班一共录取了四个人。 马积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康群(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因社会关系问题被送回复旦中文系，后来的《郑州晚报》总)、曹姓同学(为身回国)。 我们坐火车去了北京。 中途整整三天，这就是当时的交通状况。 我们被送到鲍鱼家街的北京俄语专业学校的2部(留苏预备部)学习了一年。 我们班的宿舍布置在离离校部不远的石骀马街上 俄罗斯专业一年首先有两件事 一是政审，对留学复苏的政治要求非常严格，在校内进行了“自我申报公议”的“忠诚正直运动”，每个人说明了自己的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然后大家进行了评议 有说法认为能入党的人不一定能出国留学 另一个是学习俄语。 我们大多数人几乎不擅长俄语。 或者，我在大学一年级学习过。 教俄语的老师大多是苏联大使馆官员的夫人，或者苏联专家的夫人，教我们班的俄语老师被称为瓦利亚·哈梅德瓦，她上课时被助手帮助了。 政治课学到的是“马列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是“共同(布)党史简明教程”。 这是因为可以用俄语的复印件进行对比学习，历史和俄语都可以学习 复旦中文系同学 1954年夏天出国前，前排左起第二人是马积华，第三人是本文作者模糊的:从“马列主义基础”到“苏联史”下学期开始准备出国，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制作服装 不管你最后能不能出国，测量服装的尺寸，当然服装学校方面会通知工厂方面 送给我们的服装用品里有两个帆布箱，五年就够了。 最后公布的海外名单上没有学校和专家。 只是允许离开苏和离开东欧各国，乘坐去莫斯科的列车才公布了每个人的具体下落。 我要去的学校是列宁格勒大学，专业是“马列主义的基础”，由中央编译局保证。 这纯粹是“按需分配”，不是事先征求本人的意见，而是基于国家的需要 国家确实需要很多建设人才，1954年和1955年是派遣留学生最多的两年！ | 1954年，和苏联老师拍照，第三排左起第一人成为本文作者大使馆的新闻。 到了列宁格勒大学才知道苏联的高中取消了“马列主义基础”专业。 1953年斯大林去世，没有公开批判个人崇拜，但内部已经开始微调，大学里还设置了“马列主义基础”的课程(实际上是“共同(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课程)，但“马列主义基础” 所以我们安排了历史系的苏联史专业 学习历史的人大多是原大学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的学生 中国文学科是最容易改学其他人文学科的，也可以是历史、哲学、法律、信息等 我在历史系学习了一年。 在二年级新学期开始前，大使馆通知说我们这样的专家和原来的分配专家不一致的人可以重新选择专家。 学了一年的历史，但对文学的兴趣不减，改选了文学系，在那里上了一个月左右的课 突然又传出了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两名员工(夫妇两人)在莫斯科河划船发生事故，不幸溺死的消息。 到目前为止他们处理的改专业已经废除了，所以我回到历史系的苏联史专业，研究苏联历史成了我一生的事业！ 年6月北京蓬莱公寓(原文刊登在《世纪》杂志年第5期，责任:章洁，自媒体实习:钟凯月)